很多人网购到货后会以防伪码辨真伪，但这真能防伪吗？记者调查发现，一些防伪码制作公司为了获利，违规收钱制作假防伪码，建假的查询网站，成为假货“转正”帮凶。而假防伪码背后，监管存在漏洞，甚至个人也可购买到防伪制作系统。（12月8日《新京报》）
这真是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尴尬局面。防伪码本来是用来对付假货的，而假防伪码却给假货“转正”；打假的利器变成了做假的帮凶，足以让我们消费者对假冒伪劣商品防不胜防。然而，话说假防伪码成了假货“转正”的帮凶，但只能怪这个标签“倒戈投敌”么？试想，不法厂商既然能制造出高仿的假货，难道还做不出一个防赝品标签？如果真要追根寻源，问题还是出在监管漏洞上。
其实，当一种商品需要防伪码来证实或证伪的时候，说明市场上的商品已经鱼龙混杂。给商品戴上防伪码，一种原因是合法商家的合格商品“自证清白”，另一方面是把甄别真假商品的责任，交给了消费者。这虽然能够说是一种科学技术进步，但同样也是监管的滞后。如果相关监管部门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对每一种商品从生产到上市，都控制在合格的质量范围内，即使有个别疏漏，也不会让假货充斥市场。因此，防伪码的流行，也只是监管上的辅助手段，而假货泛滥，已经是监管上的失守。
只要监管在第一道防线上失守，就不难想象之后的溃败。道理格外的简单，假防伪码同样属于假货，同样是不法制造商的产品。如果管不住跻身天价商品的假货，还怎么管得住售价只有几毛钱的假防伪码？因此，假防伪码的面世，是监管的再次失守。而监管在这道防线上的失守，就让混过了第一道防线的假货，有了“弄假成真”的机会，加大了其欺骗性和危害性。
这种尴尬局面，很有点“大活人被尿憋死”的意味。在商品和防伪码之间，二者都是“死”的，而保证商品质量，保障消费者的利益，是有着一批大活人的。堂堂的办公楼，忙碌的执法车，威武的大盖帽，都各就各位、各司其职。那么，为何在一个公务员比例很高的国家，对应的管理能力如此薄弱？诚然，防伪码的应用，并非必然意味着监管上的落后，但当用于防伪的标识也出现伪造的时候，监管上的滞后和漏洞就昭然若揭了。否则，假防伪码的生存，涉及到一系列的过程，也就是说存在各方面需要监管的环节。为何假防伪码能够顺利完成相关手续，完备后台信息，让假防伪码“活起来”呢？
《产品防伪监督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防伪技术生产企业不可以生产或者接受他人委托生产假冒的防伪技术产品。而其中的“不得”，不可能寄希望于生产企业自觉遵守。一个普遍的常识是，任何法律和法规中的“不得”，都对应着一个对此监管的“有关部门”，这些法律和法规能不能够做到令行禁止，就要看有关部门是不是积极作为。无论假冒伪劣商品还是假防伪码，都涉及到现行法律和法规中的“不得”或“禁止”。那么，为何假货得以如此泛滥，而且连打假的防伪码也得以造假？对此，负有监管责任的有关部门，难道不觉得脸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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